变乱中的悲情诗人——宋育仁
一、宋育仁生平概述
宋育仁，生于清咸丰戊午年（1858年12月27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5日）十月二十六日，字芸子，号芸岩，晚号復菴。出生于四川富顺县大岩凼倒石桥（现属自贡市沿滩区仙市镇）。
光绪己卯科（1879年）举人，丙午科（1886年）进士，翰林院检讨（官名，掌修国史，从七品）。辛卯科广西主考（从四品）。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参赞（二品）。奉旨回川办理商务，保荐使才特旨召见军机处（国务院办公厅）存记，改捐湖北候补道（省长），湖北土药税务总办，江西铜圆厂总办，北洋造币厂参议，北京大学堂经文两科教授，礼部礼学馆纂修，民政部图志馆纂，邮传部顾问，民政部学部谘议兼学部图书局总校，礼部候补丞参，改典礼院直学士。
清末“新学巨子”，四川维新学派核心人物，其思想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出版、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百年前，在四川迈向近代的关键里程上，宋育仁充分发挥巴蜀维新运动“火炬手”作用，积极参与和推动改制维新思想。
（一）成长之路
1、童年和私塾生活；
咸丰戊午年（1858年12月27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宋育仁出生在富顺县大岩凼倒石桥，大花厅侧，即今天的沿滩区仙市镇大岩村2组（倒石桥）。第二年春天，父亲时儒公在门前种下了一棵桂花树。67年后的1924年腊月，宋育仁因受聘任《四川通志》修纂总裁，兼修《富顺县志》，回到倒石桥，并下榻于出生大花厅侧室，合族人等部分男女老幼，每天早晚跪安。临近春节，当年有时儒公种下的桂花树已经盈抱，并且在这时满树开花，族人无不惊奇。引来周边乡人前来看稀奇，一时传为佳话。
这棵桂花树在1950年代，本以一王姓农会主席为首的贫下中农砍倒，锯成一个个菜凳分掉，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王家的菜凳比我还高，据父亲说就是那棵桂花树做的，十多年前都还在使用，最近回老家问起，已不知所终。
其实，这砍掉的岂止是一棵树，分明是砍断了文化的延续。
宋氏家族富顺县分布情况。
根据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记载，因明末清初连年战乱、饥荒、瘟疫等因素，四川人口锐减，所剩不足百分之十，富顺县城所余不过十数户人家，满城蒿草。江津县城空无一人，县长带随从赴任，被从县衙中冲出的老虎咬死。因此，清政府鼓励周边省份向四川移民。
在这股长达六十余年的移民浪潮中，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己卯），宋氏先祖宋应举自贵州黔西州迁徙入蜀，选定富顺县楼房冲，“圈地”定居。经六代，到乾隆三十六年倒石桥建成（1771，辛卯）72年间，宋家已经在以楼房冲为基础，分支遍及富顺县上北路二十个地方，主要计有富顺马家冲（宋氏宗祠）、大岩凼（宋氏家祠，原大岩乡政府）、大岩凼场口上（现大岩小学）、瓦宅铺、倒石桥、棬子湾、椒家山、桂花湾、易承坝、田铺、邓井关、二龙祠。
到了1858年，宋育仁出生于倒石桥，已经又过去了87年。
同其他家族一样，宋氏家祠既是宗族祭祖、议事、集会的场所，也是家族子弟读书学习的学堂。从五岁开始，宋育仁每天和倒石桥的其他同龄族亲，步行大约1.5公里路，到位于大岩凼的宋氏家祠就读。
顺便要说的是，宋氏家祠，因宋育仁的缘故，原悬有光绪御赐“育仁学堂”匾，1952年土改的时候被砸毁。原来一直是请塾师坐馆，所授均为旧学。在1930年左右，在宋育仁的倡导下，始延聘宋育仁侄女宋闻诗（宋辅仁女，成都女子师范学堂毕业，富顺易翰芳夫人）任校长，首开新学。
宋育仁在《泰西各国采风记》中认为：“中国家自为教不及外域学校合于礼制”。“外域限年考学，合乎礼制得教不窜等之意。故高等进博学，次者就专门，下者亦有执业。故民无游惰，士鲜空疏。” ……“家自为教，则欲子弟速成，” ……“其要归以资试帖八比而已。”……“上者空谈性道，举一废百；次者猎取科官，浮沉以取世资；下者无成，则游惰终身。其弊原于违窜等之戒。其极致于人才乏而学术衰，游惰多而中国困”。
关于宋育仁童年的学习情况，自小从上辈的讲述中，断续有一些模糊地印象。其中提到他的学习，勤奋故事很多，时常是通宵达旦，他把书中的一些重要章节抄录下来，贴在书房墙壁上，往复诵读，久之则贴满四壁。
其一，有一年冬天下大雪，宋育仁又是通宵夜读，至天明，整个倒石桥所有房屋一片银装素裹，却惟独宋育仁夜读的书房屋顶没有积雪，家人均认为是天意。
其二，某日从祠堂学堂散学回家，宋育仁不似其他族亲打打闹闹往家里走，而是一边走路，一边将课本拿在手里背诵，结果却在一个十字路口走错了方向，到晚家人见久不回，于是四出寻找，最后找到时，已经是在远离倒石桥十余里的大田湾。
感其事，半间堂主人有诗一首为记：
生在前朝贤哲家，穆昭谱牒细分查；
南窗夜读逢天戏，途上行吟误晚霞；
两志宏篇留后世，采风妙论馈中华；
年来史海探芳迹，喜见东山一树花。
当然，从今天的理解来看，也有一些附会的成分。
14岁时，因父母皆故，既随堂伯父宋时湛到汉州（广汉）就读。
宋时湛（1823—1893），字露岑，号馀园，生于道光癸未年正月十八日，卒于光绪癸巳年六月初二日。四川富顺（现属沿滩区）仙市镇椒家山人，附贡生，授国子监典簿衔。宋育仁堂伯父。光绪时历任汉州（广汉）、简州训导，勅授修职佐郎，以侄（宋）育仁貤赠资政大夫。任职汉州训导期间，曾将族中子弟凡“有造化者”随行带到任所所在学堂就读。
后去职不就，回老家潜心治学、坐馆。在瓦宅铺二龙祠本家坐馆期间，编订《宋氏家谱》一册四卷，厘清宋氏自黔入川到富顺源流，编订《宋氏家谱》谱序：仁维元善，本立道生，诗书世守，永振家声。曾于仙市镇大鱼硐置石室数间，书题“馀硐”自况，常年居住于此，另有“避喧”、“宋时湛读书处”等题刻数处。有辞赋文牍若干，今传《广汉竹枝词》二十二首，最早收入《汉州赠言集》，后编入雷梦水先生等编选的《中华竹枝词》。
2、求学于尊经书院与早期的改良思想。
1876年，19岁，入四川学政张之洞主办的成都尊经书院，时任尊经书院山长薛焕。次年，谭宗浚续任四川学政，视察尊经书院，作《尊经书院十六少年歌》，宋育仁为其中最年龄最小者：短宋词笔工雕搜，华幔五色垂旌游。对宋育仁评价甚高。第二年王闿运（王壬秋）出任山长，在其后的回忆中说道：“入蜀办学八年，英才辈出，其尤者宋玉（宋育仁）、杨雄（杨锐）。”
1880年，23岁，初次入京会试不中。次年，因宋时湛夫人陈氏病故，宋育仁为报答教养之恩，为堂伯母受制三年，也因此错过了1883年的会试。也许正是这一次错过，使得他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学习和思考，这期间宋育仁亦写出《周礼十种》，其中《周官图谱》为托古改制提出蓝图。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的托古改制思想，即源于廖、宋（廖平、宋育仁）。
另外就是，1883年时任资州知州的高培谷，因感资州文风不开，拨出重资扶持资州艺风书院，聘请一大批四川文化精英任教师，更聘宋育仁任山长，主持艺风书院三年，期间，清代最后、也是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骆成骧即在其门下当学生。
选摘：骆成骧与自贡盐场
大安区爱和乡新燕村有一口古盐井，在当地和井场上被呼之为“状元井”。“状元井”开凿于清代末朝，取名福崇井。
福崇井为了升“天车”，加大加长汲卤筒，以求增加汲卤量。架设“天车”井架时，因为地盘小，有几股牵拉“天车”的风篾必须拉到坎上宝珠井的地盘上。
宝珠井由三多寨上著名的袍哥大爷李松山所办，借机“要挟”福崇井必须答应给三天的“地脉日份”。因条件苛刻，取消了升高“天车”的计划。
那年，恰遇骆成骧从富顺来自流井巡视。福崇井老板感到这是天赐良机，不可坐失。赶忙四处奔走，八方活动，托亲拜友，重金买通了从县府到本区的官员，到时，无论如何要让骆状元光临福崇井。苍天不负有心人，那天，骆状元终于在大官显贵、各方绅士的前呼后拥下来到福崇井。福崇井老板大喜过望，不惜银两，倾家款待。趁骆状元酒醉饭饱飘飘然之际，井老板连忙套本家、装穷叫苦，诉说为升“天车”受阻之事，并许以每月提一天的“火圈日份”孝敬他。骆状元一听，心领神会，当即出面到宝珠井办交涉。宝珠井老板不敢得罪朝廷命官，只好吃哑巴亏，惟命是从。从此，人们便习惯地把这口井叫做“状元井”。
（二）成熟的变革维新
1886年，29岁中进士。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由于有革新思想，被翰林院掌院徐桐目为狂才，郁郁不得志。
1887年，出任广西主考，写成《时务论》，朝野耳目为之一新。
1889年，32岁任翰林院检讨，这一年适逢光绪皇帝加冠、大婚、亲政，宋育仁献《三大礼赋》，颇为光绪皇帝赏识，引起轰动，时人比之“三都”（西晋左思）、“两京”（东汉张衡）。
1891年，34岁，出任广西学政（教育厅厅长），深感革新须重实际，遂撰《时务论外编》，专论外交，又撰《守御论》，提出大治军旅以重边防。
在《守御论》中宋育仁分析认为：西藏背靠川滇，为西南之屏障，云南矿藏集中，四川地产富饶，列强觊觎已久。而今外国人在西藏通商置戍，又欲得陇望蜀，企图取“打箭炉”(今康定)之地。从康定到四川，直路千余里，如果修成铁路，则一日可至四川，四川已危。南面缅甸仰光，西人经水路，“溯流而上，六七日得至华城，又陆行三四日而至新街，又逾野人山，三四日可抵腾越。英人先已袭据华城，收饷置戍，与腾越密迩。今又割与野人山全界，肘腋相接，则云南又危。”北边，俄国修西伯利亚铁路达于珲春，而蒙古以北诸部，也修路与西伯利亚铁路相接，处处可达，“一旦有衅，百门皆贼”，东三省又危也。宋育仁认为，如此的危局，赋予了我们挑战，也给予了我们自强的机遇，“而我初未尝为之备”，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们必须时刻做好应付危局的准备。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际，他上书清廷“为目前围倭之谋，异日防俄之计”，表明了自己抗击日本和俄国的心意，并指出要击败日本，单靠海军是不可能的，而必须依仗陆军的配合。“倭变法从西，励精养锐，二十年，不敢争于西，乃逞志于东，境逼强俄，危不自存，则思乘我之虚以肆其烽，我海军不足恃，万不能与争于海上，惟饬南北洋合台闽相连为守，重扼旅顺、威海、燕台、辽东湾以固津沽卫京师，而从陆路进兵与为持久之计……。
以上论断，无论是在当初，还是放在今天都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不能不说其见解精远。
（三）变乱中的书生意气
1894年（光绪二十年），37岁，以参赞职随公使龚照援出使英、法、比、意四国，驻伦敦，深入考察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土人情，撰成《采风记》四卷。又多次书奏清廷、献“围日之谋”和“防俄之计”。
从清初的开放到清中叶雍乾二世，经历了长达七十余年的闭关锁国，终于在清末打开了国门，宋育仁有幸成为走出国门的参与者。
在出行之际，在京供职的刘光第“惹目时艰，条呈甚重且大量、呈堂官代奏，遏于堂官不得上；又怂恿相识之御史言之，诸人亦不肯。光第认为当时政治成格太重，习气太深，非得极力振刷而变通之。若犹长此泄密偷安，各国生心，东西分裂，何以图存。十一月(旧历十月)旅顺失守，京师震动，京官家眷，十去七八。光第朝夕愁愤，眠食失常。条呈既不得上，胸中勃然莫遏之气，乃一一发之于诗。
刘光第：《送检讨育仁充英法等国参赞》（六首）
海邦玉帛久相从，忽忆当年靖海烽。
白日鲸鲵愁鬼国，热火霜露泣文宗。
似闻野火延空苑，真见花旗列峻墉。
不尽万方臣子恨，昆明战舰有长龙。
二
城下盟成剧可怜，一时心坠炮雷烟。
毁车若得荀吴策，赐乐宁知魏绛贤。
乌啄九门空大屋，龙兴百战止穷边。
独令争歃烦元老，重惜先朝挞伐权。
三
宝石珊瑚二品冠，谁持龙节驻楼兰。
张骞凿空徒惊俗，陆贾归装更美官。
今日英雄资驾驭，古来蕃使有鹓鸾。
旁人错惜蓬山远，正要蓬山海上看。
四
已识邦交不用奇，逍遥且合在天池。
少留县圃须骚客，独抱诗经向岛夷。
论语旁行新译字，璇玑东法本相师。
流沙浩荡青牛没，吾道西来此一时。
五
水程八万走雷霆，阴火潜然飓母腥。
麟凤十洲飞墨雨，鱼龙五夜识文星。
城侵玳瑁潮痕白，花抱楼台海色青。
相见螺房著书处，泰西从此有元亨。
六
远适殊方昔所凄，吾曹姓命共提携。
预愁送别冰开镜，回忆谈诗剑吐霓。
四海文章稀日下，六官经纬落天西。
苍茫家国无穷意，挥手春流散马蹄。
宋育仁出使西方四国，正值甲午战争之际，当他获悉“平壤兵到恐迟，牙山军单可虑，既而牙山平壤败闻，倭军趋渡鸭绿江，军事日棘”后，心急如焚，竟“贻书张埜秋侍讲，谋请召还供职”。
战事吃紧，适值龚照瑗回国述职，有宋育仁代行公使之职。在他的主持下，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密谋，拟将英国卖与阿根廷、智利两国的兵舰五艘，鱼雷快艇十艘，其他辅助舰艇若干艘，转买过来；在澳大利亚招募水兵两千名，组成一支舰队；拟伪装成澳国商团，佯称保护商队，经菲律宾北上，直攻日本长崎。谋定，他一面报请朝廷批准，一面请主战的封疆大吏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支持。同时，与美国退役海军少将侠甫士和英国康敌克特银行总经理格林米尔洽商，因当时英国政府规定不能向交战国双方出售武器，所以由侠甫士转购：由康敌克特银行借款200万英镑，战款100万英镑，并买定兵舰十艘，运输舰二艘，炮弹武器购备充足，组成一旅有力的海军，由曾经做过中国北洋水师提督的琅威里少将为统令，其各级战斗人员，也经募集妥善，真是“万舰齐备，整装待发”了。
但没过多久，中日就议和了，用精悍的水师攻打日本的计划自然胎死腹中。在慈禧和李鸿章等主和派的操控下，战争败局已定。
1895年三月，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也已签订。清廷后来得知此事，下旨将订船募兵等事，一概作废，同时电召他速回国。宋育仁“抚赝私泣，望洋而叹，无可奈何”，伤心欲绝，他也因此被解职回国。在回国途中，他写成了《借筹记》，详细记述了此事的经过，以表壮志未酬之情。这件事，更激励了他对国家危局的进一步探讨。
（四）置身百日维新的漩涡
1、实业救国
1896年，39岁，奉旨回川后，务实兴办企业。国子监祭酒张百熙上奏举荐，被清廷委派为四川矿务商务总局监督，设立四川省商务局，办理四川矿商事宜。1896年3月，在重庆先后开办洋车、白蜡、玻璃、卷烟、药材、竹棕、青麻、煤油、煤矿、锑沙等实业公司，带动了四川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成为重庆和四川工业发展布局的雏形。宋育仁提倡“敌洋产而辟土货”，着力培植民族资本工商业基础。提倡“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动官款，官商股分开、各公司自主、商务局不过问”的宗旨，和“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权利”的目的，上述各条基本上成为新式企业的主要准则。
按照计划，宋育仁聘请矿师，准备到叙州、泸州一代，勘探火油（石油），后因调往成都而无果。
曹苏宁《文史博览》2012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煤炭炼煤油的天大笑话》，嘲笑宋育仁“不懂科学，囤积煤炭，导致重庆煤价疯涨”等语。不知作者是道听途说，还是知识匮乏，亦或完全不了解中国近代史和宋育仁本人。钱钟书先生主编的《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宋育仁担任驻英法义比四国公使参赞期间撰写的《泰西各国采风记》，是一部详尽考察欧洲政治经济工商业的一部专著，宋育仁知识的广泛，并非你想象的“对洋务不甚了解”，筹募资金成立煤油公司确实不假，从现存档案看，当时已经准备聘请矿师到四川泸州、叙州一代勘探“火油”（石油），这在宋育仁主编的《渝报》中有专文说明，何来囤积煤炭之说。
2、启迪民智
在兴办实业、商业的同时，他在思想上更是提倡新潮，1897年10月，在重庆创办四川第一家完全民营报纸《渝报》，每月三册，共出刊16期。由川内最大实业家以及一些鼓吹、赞成维新改良的学堂、书局出资，捐款4600万两，可见其同情广大。创刊号上广告：“代发官书局汇报、《时务报》、《万国公报》并印发各种时务书式，新译外国书及刻近人新著时务书”，译介大量西方政情、商务、时事、科技、社会制度文物典章，基本宗旨鼓吹维新政治和文化，提倡新式工商实业和新式教育。当年很多志士，如杨沧白、邹容等人，都深受其影响，获得维新与革命和改良的思想而成长起来，并构成承前启后的一代人。《渝报》及其实业，在重庆培育酝酿了整整一代浓厚的新思潮、新空气和新人物，培植新的民族资本的社会经济基础，领一时风气之先，此后重庆在全国近代社会改革范畴中，一直获有重要而领先的声誉。
《渝报》馆先是在下半城太平门内白象街15号，后迁往上半城的来龙凹。
1898年，宋育仁来到成都，担任了曾经就读过的尊经书院山长，与廖平、吴之英等创办蜀学会，创办《蜀学报》，大力昌言维新，与时在京城掀起的“变法维新”遥相呼应，与刘光第、杨锐、陈炽等维新新锐函电往复，交流密切。
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刘光第等六君子被斩，四川的维新运动也宣告解散，宋育仁被罢黜回京。
虽然这次维新实践的时间不长，但由此奠定了蜀学在近现代的地位。由此，宋育仁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四川第一人、四川近代工商业创始人和报业鼻祖。
（五）皇朝后期和鼎革后思想遁变
1、通经致用思想在学校教育中的实践
1907年，50岁，宋育仁应聘就认任江苏南菁高等文科第一类学堂（南京中学）监督（校长）。在南菁高等文科学堂，他撰著了《文法教科书新释五卷、南菁学堂讲义四卷（佚四卷待访）、附世界教育会讲义三卷》和《讲学汇钞叙例四卷》（江南南菁学堂排印本）两部专著，注重传统经学与西方教育理论的比较实践。
1910年，53岁，宋育仁就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经文（经学、文学）两科教授。
在资料搜集中，找到了京师大学堂延聘宋育仁的聘书，从宣统二年（1910年）至民国元年（1912年），宋育仁被京师大学堂聘为经科教席。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宋育仁在知识界的地位。
聘书全文如下：
照会
钦命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为照会事，照得本学堂开办分科所有各科教席，非学术深裕、物望素孚者，不足以资矜式而宏造就。夙仰贵观察学行高尚，教育热心，拟请担任本大学经科教员之席。每星期授课时间约在十点钟，授课时间之外，兼评核各生札记等件。每月致送薪水贰百元，自七月到堂起支，相应照会
贵教员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
湖北即补道宋
宣统二年六月七日。
钤“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关防”汉满朱文印。
这帖聘书实际上是份合约，对宋教席应享受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都写得十分明确、具体。就权利而言，宋氏每月应得薪水200银元。就义务而言，其一，宋氏应为人师表热心教学。当时大学堂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是王公贵族子弟，他们把陋习带进学堂，校内旧习泛滥，校风败坏。为此，从第三任管学大臣张百熙开始，就大力整顿校风，制定规章，严肃校纪。同时在教师聘用上，择用品学兼优者，通过教学，树立良好的学风。其二，每周必须讲授10课时，另加批改学生作业和试卷。经科教席开设的课程有毛诗学、周礼学以及《春秋左传》。可见，那时大学教授的教学工作量是比较重的，也十分辛苦，但待遇相当高。
京师大学堂教员薪俸知多少？
据《宣统二年正月大学堂员生弁夫等薪响草册》的记载：京师大学堂监督（相当于系主任）月薪公银180两（相当于180块银元）。教员月薪最高公银100两，多为支付德、英、法、日文外籍教员的月薪标准。最低50两，多为支付图画教员的月薪标准。当时外籍教员的月薪高于中国教员，即便国文修身办学课长（相当于教研室主任）的月薪也只有90两，低于外籍教员10两。而宋育仁的的月薪200块银元，不仅大大超过外籍教员的薪俸，而且也超出文科监督180两的月薪。宋氏取得如此高薪，除其“学术深裕”因素之外，可能与他的官衔正四品道台有关，因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第七任校长）朱益藩也才正三品。
清末民初200块银元含金量如何？据民国初年《银行周报》编的《民国经济史》记载：民国元年一月（1912年1月），黄金与银元的比价是三十九块半银元兑黄金一两，200块银元可兑换黄金5两。在当时，5两黄金可置房地产多少呢？据近期《中国商报》重羊撰文写道：“民国初年一两黄金可购2亩良田，5两可以买北京一个四合院，即便后期通胀严重，110两黄金也可买到三套北京标准大四合院”。
2、不遗余力尽萃桑梓
随着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清帝退位，处于朝代更替时期的宋育仁，确实有点无所适从，于是选择了从北京迁居到位于江苏省句容、金坛两市交界处的道教圣山茅山，栽桑种茶，自营农耕，过起了自适恬淡的隐逸生活。钱钟书说这是效“箕子”。
1914年，57岁，任北洋政府国使馆纂修，代馆长王闿运主持馆务。其时撰文骂袁世凯为“王莽”，袁大怒，将他关入军营，几天后又觉不妥，在《申报》上发了个《大总统斥宋育仁电令》后，递解回川，着四川督军严加看管。实际上回到四川，由于门生众多，加上本身的学识和经历，完全是上请下迎，就连督军陈宦都亲自上门问候。第二年袁世凯准备称帝，授意陈宦请宋育仁牵头，让四川遗老上书“劝进”，宋育仁当面严拒，并于当晚连夜逃往雅安名山县蒙顶山吴之英的老家躲避。
1916年，59岁，宋育仁从雅安返回成都后，定居少城锦江街，并在东山（今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建东山草堂。先后担任成都国学学校校长、成都国学会会长，出版《国学月刊》，宣讲国学。
熊克武、刘存厚发动靖川之战，因宋育仁在上海曾参与中国红十字会的组建，遂以红十字会名义向参战双方呼吁“画出战线，不得殃及人民”，并募捐为双方伤员提供救护。
之后直到1931年去世，主要负责纂修《四川通志》，任总纂。并兼修《富顺县志》、《大邑县志》，《富顺县志》被誉为“宋志”，1931年12月5日在成都四川通志局任所病史，安葬成都东山，弟子私谥“文康”。
二、宋育仁诗词及学术成就举要
对于宋育仁的学术成就，各家之言略异。今取与宋育仁同时代、被称为晚近四川经学大家的雅安名山县人吴之英的评书，虽为一家之言，到是非常全面、客观。
吴之英：《宋芸子<问琴阁丛书>序》
言其所不能已也。为虑习辞赋者，趣纤丽，辟古拙，存《文录》、《诗录》。经国变，感遭遇，存《哀怨集》。慨学唐诗者之眯于气运也，作《三唐诗品》。慨学古文者之罔顾典则也，作《夏小正文法今释》。
（一）问琴阁诗词录、哀怨集
就诗词而言，宋育仁一直认为仅仅是闲来之笔，无法与经学相提并论。宋育仁在为胡慎怡堂胡儒修《洞易斋遗稿》所撰序言中已有提及。总体而言，宋育仁诗词作品的基调是淡紫色中萦回的哀婉愁绪，这是一种把个人际遇与民族危亡、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悲情哀歌。
一落索
一曲琴心千里。万重云水。愁声幽咽下桑干，唤夜夜、哀鸿起。 屏洗断山横翠。叠愁成泪。海云目断是平芜，又落日、孤城闭。
在幽咽的桑干河上，河水悲鸣。呜咽的河水感染着河畔的鸿雁，令它叫断长空，伤心而去。词人纵目远眺，只见落日的馀晕下，一座孤城紧闭城门，一片萧条零落。词极写关山之冷落，以现其悲苦之情绪。
清商怨•庚子避乱西山作
草间蛩语，离宫吊月伤心处。乱山无数，不见高城暮。 极目桑乾，肠断回潮去。咸阳炬，可怜焦土，泪洒燕山路。
站在北京西郊夜晚的西山上，远望京师，狼烟四起，熟悉的景象已经面目全非，满目焦土。直写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的伤痛情怀，由此显现词人爱国忠贞的品格。
当然，除了无奈的幽怨，也有幽怨中的豪情。在狼烟四起，金瓯不全，国难当头之际，宋育仁也表现出了一个朝臣应有的气节和豪情，在其诗歌作品中亦表达了“自堪投笔请缨行”气概。
过卫辉府
太行叠嶂拱成京，行向朝歌过卫城。
日暮登山愁北望，古来凭轼送西征。
承明未许归严助，宣室何年召贾生。
通道东瓯烽火急，自堪投笔请缨行。
卫辉府，河南省卫辉市，古为牧野之地。
（二）近代词史
莫立民先生认为：《问琴阁词》多数写的鹤唳满天，箫声呜咽，得北宋凄苦词人秦观之真传。所不同的是，秦观是为一己之命运而迷惘、凄苦，宋育仁则更多的是为国家命运而迷惘、凄苦。因此，在《近代词史》中，宋育仁作品被定位为“晚近动荡时期的变革心曲”，与黄遵宪、朱德宝、高翀并列。
除了首秦观词风影响，宋育仁对吴文英的词风也非常推崇，这是因为作品无论从个人情感的宣泄，还是家国忧思的表达，都非常的一致。在宋育仁词作中，就有好几首如《燕归梁》、《诉衷情》、《点绛唇》等，特别标明“用梦窗韵”。
吴文英《梦窗词》抒发“绵绵长恨”的恋情词，作品极言相思之苦，所表达的低回缠绵、生死不忘之情催人泪下，其艺术感染力远非那些描写幽会欢情的艳词可比。在措词、用典、结构上无不刻意求工。这一点非常符合宋育仁的创作风格。另外，《梦窗词》中还有不少哀时伤世的作品。吴文英生活的时代，元已代金而起，南宋政权已岌岌可危。面对风雨飘摇的时局，吴文英既不能奋起呐喊，只能通过写景咏物，伤今感昔，表达对国事的忧思。在他的词中，或伤戚宋室的衰微，或隐喻南宋君臣的偷安，或描写山河的凋敝荒凉，或痛悼被迫害的忠臣良将。同时，又夹杂着对人世沧桑的感叹，把家国之感与身世之痛融为一体，其沉郁哀伤之情随处可见。这一点，也与宋育仁是活的时代背景相当。
（三）主要著述
1、民国富顺复华印刷社版《宋氏家谱》宋育仁传——开列简放出使大臣生平著述（69种）
（1）经类（29种）：
《易长编四十目叙例十卷》（稿佚待访）、
《尚书礼记分编目录》（成都国学会本）、
《诗国风讲义十五卷》（京师大学堂印本）、
《诗国风议今释》、《周礼略议一卷》（天津官书局本）、
《周官古今略例一卷》（四川尊经书局本）、
《周礼三十表二十卷（附图一卷）》、
《仪礼冠昏释义二卷（附参订礼学馆冠昏礼节及问琴阁实行冠昏礼节二卷）》、
《礼书稿五十卷》、
《宋氏四礼一卷》（北京印本）、
《乐律举隅一卷》（成都刻本）、
《孝经衍义一卷》（蜀学馆刻本，有缺待补）、
《孝经正义一卷》（成都国学会本）、
《中庸讲义一卷》（成都国学会本）、
《校正续刊易名尔雅今释八卷》（京师大学堂印本）、
《夏小正古文法今释一卷》（京师大学堂印本）、
《说文部首订读十四卷》（京师大学堂印本、潘文勤序佚）、
《说文部首笺证》（成都国学会本）、
《同文略例一卷》（成都国学会本）、
《同文解字释例上下（附举证一卷）》（成都国学会本）、
《同文解字释例十卷叙例发凡上下篇二卷》、
《古今指迷辨惑篇一卷》（成都国学会本）、
《研究经籍古书方法一卷》（成都国学会本）、
《文法教科书新释五卷、南菁学堂讲义四卷（佚四卷待访）、附世界教育会讲义三卷》、
《蜀学会讲义二卷》、
《六经实义二十卷（原名六经口义）》、
《群经大义一卷》（成都国学会本）、
《经术专门政治讲义一卷》。
（2）史类（21种）：
《宋评明夷待访录一卷》（成都刻本）、
《中国民法礼法关系论一卷》（成都国学会本）、
《泰西各国采风记五篇十五卷（附<时务论外篇>）》（四川志古堂本）、《采风记拾遗二卷》、
《借筹集一卷》（成都刻本）、
《甲午以来国变记三卷》、
《中国地理政治学三卷》（江苏省学会排印本）、
《宪法比例徵二十卷》（北京民视报馆排印本）、
《筹备宪政议案十卷》、
《陈政汇稿十二卷》、
《讲学汇钞叙例四卷》（江南南菁学堂排印本）、
《中外币制源流考议（附江西铜圆厂记略一卷）》、
《使西行记一卷》、《骖鸾行记一卷》、
《经世财政学》（江南本再版）、
《重修四川通志一百七十卷》（筹费待刊）、
《四川通志目录一卷》（成都刻本）、
《四川通志例言一卷》（成都刻本）、
《四川通志稿后案一卷》（成都刻本）、
《富顺县志十七卷》（富顺刻本）、
《国学月刊二十卷》（成都排印本）。
（3）子类（7种）：
《道德经上经讲义一卷》（成都国学会本）、
《经术公里学八卷》（上海排印本）、
《经世财政论八卷》（上海排印本、天津官书局本）、
《乐律审定宫商字谱二卷》、
《名学举例二卷》、
《礼律根本解决学二卷》（京师礼学馆印本）。
（4）集类（12种）：
《问琴阁古文存二十卷》、
《问琴阁骈文集三十卷（附：赋二卷）》、
《摘刊文录一卷》（北京刻本）、
《问琴阁诗集三十卷》、
《摘刊诗录二卷》（北京刻本）、
《问琴阁诗余四卷》、
《摘刊词录一卷（北京刻本、江南古今文艺丛本）》、
《问琴阁五种》（成都刻本）、
《感旧集一卷》（成都刻本）、
《后感旧集一卷》（成都刻本）、
《楚辞笺四卷》、
《三堂诗品一卷》（成都刻本）
2、陈愚先生统计的宋育仁先生论著书目（不完全统计）
（1）经学类 （22种）
（2）时论类 （19种）
（3）文字学类 （9种）
（4）诗词文学类 （13种）
（5）史学类 （20种）
（6）其他类 （2种）
合计：85种
根据以上两种统计，未重复未统计的还有七种，加上还有未统计到的，估计其著作应该在一百种左右，可谓著述等身。
3、《泰西各国采风记》浅议
《泰西各国采风记》是宋育仁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期间，考察英伦三岛的政情民俗和文化教育的一部专著，全书三册，分为：第一政术、第二学校、第三礼俗、第四教门、第五公法五个方面，另附《纪程感事诗（浮海至巴黎纪程百韵）》，《与英国麻博士议修各国通行字典说例》，计七个部分。
全书从比较中西政治制度入手，广泛搜集欧洲（英国）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自身精深的经学功夫，切入“西学中源”的主旨。这部专著被公认为在中国近代学术著作中，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也正因为如此，被收入由钱钟书先生主编，1998年三联书店大陆、台湾和香港同期出版，《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中，郭嵩焘、刘锡鸿、薛福成、宋育仁的“使西记”被钱钟书认为是清代出使大臣中最有价值和影响力的作品。
钱钟书在该书的导言中详细阐述了外交与政治、与清帝国的关系，认为：在技术不发达的中世纪，使节、旅行家和商人的域外游历见闻，向来是人们知天下事的信息来源。清帝国的头两代君主，顺治帝和康熙帝，没有丧失关注西方现状的热情。康熙帝敢于起用西方傅教士充当外交顾问和测绘全国版图的主持人，便是显例。
使清帝圆与近代西方出现隔膜的，是在十八世纪相继君临中国的雍正、乾隆父子两代统治时期。这个时期长达七十七年。从雍正起历禁西方教士入华，也切断了来自西方世界的信息源。而乾隆晚年一再傲慢地拒斥英、荷等国的通使要求，更使清帝国丧失了同西方国家建立平等的正式关系的良机。
当半世纪后清帝国再度考虑要不要同西方使节打交道，那时的外交态势已非复昔比。帝国给西方人的印象，不再是如拿破伦所说的东方睡狮，而是如马克思所形容的“陈腐世界的代表”。
在长时间的躲闪、推宕、敷衍、争执之后，清帝国当局终于无可奈何地同意，各国公使可以“觐见”皇帝而不行跪拜礼，一八七五年，仍然迫于外来压力，帝国当局才不得不派遣常驻外国使节。
驻外使馆的组建，沟通了帝国政府舆外国政府直接交往的渠道。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王公大臣们觉察到这一渠道的重要，因而从开始起便规定出使各国大臣，必须以日记形式，定期向政府报告驻在国情形，并及时翻译咨送有关中外交涉事宜的书报议论。
据统计，自一八二一年道光帝嗣位至一八六一年咸丰帝病死的四十年间，中国学者撰著的域外地理图书共二十种，而那以后至一九OO年（光绪二十六年）的四十年间，国人所撰着的外国国情舆地著作，便约有一百五十一种。就是说，后四十年较诸前四十年增多了七倍半。而后四十年百五十馀种的六十一名作者，其中大半是驻外使领参随等外交官员。可见晚清与外国通使以后，至少在获得“天下万国”的直接知识方面，中国的学者文士得益匪浅。
从清帝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起，到一九OO年在位的七名公使止，二十多年间清朝派驻外国的三十馀名使节。
郭嵩焘是大清帝国重新开放国门后派出的首位使臣，一八七六年出使英法义比。他以学者型的政治家眼光，观察西方社会制度，事物巨细都爱刨根问底，颇有汉学家精神，这主要反映在他的《使西纪程》里。但这样一个明白人，却不幸被清政府“谨慎的信任”，在派他出使的同时，又安插了一个副手来监视他，这就是刘锡鸿。在同样的使西日记《英轺日记》中，往往与郭嵩焘的记载相左，有时就直接剽窃翻译官张德彝的日记，更甚者向清廷打郭嵩焘的小报告，说坏话。
从当时驻英使馆的首席翻译官张德彝的《四述奇》可来看，每逢郭嵩焘、刘锡鸿同时出现的埸合，总由他充当舌人。他也常随刘锡鸿活动。接触同一的人或事，分别笔之于纸，所记情形相似，本不足奇。奇就奇在刘锡鸿与张德彝同记一事，往往行文雷同，语气也雷同；要说有不同的话，那就是张文欠修饰，刘文似经点窜，而张文近于白描，刘文则每附评论。譬如张记波斯公使关于办铁路的谈话，在刘记中居然嫁接入日本大臣之口。
刘锡鸿不通英语，鄙视洋文，但爱看熟闹。他的日记时时详记茶舍、舞舍情景。同样记载这类社交活动，郭嵩焘留心的是异域礼仪，张德彝注意的是乐舞关系，而刘锡鸿呢？却总是盯住洋女的胸脯，洋男的下体，甚至出现如此富有想象力的精炼描写：“女袒其上，男裸其下，身首相贴，紧挨而舞。”真是道学家的眼睛，所见无非是“淫”。但这或许可称纯属刘锡鸿本人的洞见。
由于二人关系紧张，最后不得不把刘锡鸿调往德国，再过一年两人都应召回国。
江苏无锡薛福成一八九零年出使，曾做过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很受曾国潘赏识。曾策划山东巡抚丁宝桢杀大太监安德海。薛福成在五十二岁的时候作为清廷第五任使臣出使英伦，力主废除自康熙以来的是侨民为叛逆的所谓“通海”罪名，坚持在新加坡等地设置领馆以保护华侨权益，他不屈不挠的同英国进行外交争议以收回本属中国云南的领土，使他成为可与曾纪泽并提的晚清最佳使臣。出使四年，留下了《出使四国奏疏》、《出使四国公牍》、《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以及《出使日记续刻》等。其主要思想：称道西法西学，同时强调“西人因中国圣人之制作而踵事增华”，主张“不变之道宜变今以复古”。
继薛福成任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的龚照瑗。对于龚照瑗，钱钟书认为“没有任何事迹可说，但他遴选的使馆参赞官宋育仁，在近代学术史上则颇有名声”。
在钱钟书挑剔的近乎刻薄眼中，“这位矮小干瘦的四川富顺人”确实“在近代学术史上颇有名声”。钱钟书的挑剔是出了名的，无论是《管锥篇》、《槐集诗存》，还是小说《围城》，无不彰显的淋漓尽致，在围城中几乎找不到一个好人。
宋育仁一八九四年随使英伦，时年三十七。由于次年清廷便专设出使法国大臣，而驻意大利、比利时的使职只是兼领，因而宋育仁的《泰西各国采风记》，考察的主要对象，主要是英伦三岛的政情民俗和文化教育。
钱钟书也承认：在近代学术史上有影响的，是他的《时务论》和《泰西各国采风记》。
《采凤记》五卷，与所附《时务论》一卷，刊行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两书是姊妹篇。不同的是《采风记》属于随感性的笔记，而《时务论》则较系统地申述作者要求变革现状的具体主张。
从总体来看，宋育仁在西方注意的方面，得出的见解，都同薛福成相近。但他是倾向今文学的经学家，尤邃于礼学。他在观察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时候，比薛福成更频繁的拿来同中国古制进行此较。倘说薛福成将西法与经义相比附的生硬，显露他强调西学中源是一种策略，那么宋育仁的比附，便更少斧凿痕迹，令一般读者很难怀疑他的西学中源说，到底出于真心还是故意，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也与薛福成不同，宋育仁在出洋前从来没有办洋务的实际经验。他对清帝国时弊的感受，很大程度来自于用经义作尺度裁量现状的结果。当他用同一理想化的尺度裁量西政西学，实际所作的是中西两种现状的比较。他从自己最熟悉的教育，比到自己所陌生的法律财政，不得不承认中世纪式的中国体制，实在不如近代化的西方体制。
“礼失而求诸野”，故而“西学中源，通经致用，学习西法，变法图强，” 正是复兴国家，弘扬名教传统的捷径。
4、牛津大学东方学会麦克斯•穆勒教授与宋育仁的学术交往录
宋育仁在《泰西各国采风记第二•学校》后有一附文，《与英国麻博士议修各国通行字典说例》，文中称麻博士为“麻翁”，那么，麻翁究竟何许人呢？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络部学者钟永新提供的材料，2008年底在北京读易洞书房举办宋育仁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展，惜乏资料，后蒙广州四书斋主热忱邮来《泰西各国采风记》光绪丙申年五月袖海山房石印本，因见一手材料而获新知不少，如宋由京师出使欧洲所作感事诗《浮海至巴黎纪程百韵》、宋与牛津麻博士讨论通行字典等掌故，书中提到的麻博士却一直不知何人。
与近代使臣出洋考察游记相比，宋育仁《采风记》详载欧洲所见风土志，因立足中西对比更显参鉴价值。在书中采风记第二•学校篇后有一附文《与英国麻博士议修各国通行字典说例》，此为当时学人所未发，且出自一个晚清学者的著作中颇富新意，文中麻博士无详细介绍有待钩沉。
2010年初夏，经清史所研究生谢建东帮助，赴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查阅李源澄所编《论学》民国期刊，其中在特大号发现有吕洪年《宋育仁先生事略》一文，叙述详实，语词恳切，写到宋与麻博士讨论处有一小字，注明“即严复译之穆勒”，方知麻翁为穆勒尊称，穆与麻因音译不同而别。吕洪年祖籍仁寿，1911年生于成都，精通经文，涵泳书林，为民国年间之人，所记可信。但严复所译书的著者约翰穆勒却为英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没有语言文字学研究，不会和宋育仁有通行字典的讨论，1873就已去世，在宋出洋前已为古人，不可能与之来往，故再寻英国学者同名穆勒之士，麦克斯穆勒即进入资料视野。麦在西洋学界具有多方面的学术开创，如神话学、宗教学、语言学等著述丰厚，有西方宗教学之父称誉。在《同文解字序》里宋育仁详记去牛津拜访之事，符合此翁特点的当属牛津麦克斯•穆勒。另则宋育仁采风记第二学校中提到某日招去东方学会，东方学会正是麦克斯•穆勒学术活动的重要场所，此当为麻博士就是英国近世学者麦克斯•穆勒的确证。
三、宋育仁研究现状及其现实意义
台湾东华大学中文系程克雅副教授撰文指出：相应于晚清民国的交集时期，处于1849至1945年这一段属于日据时代的台湾，先有宋育仁（宋芸子）撰写伤怀台湾割让之诗作五首；又有当时台湾帝大历史系教授杨云萍，时时以宋育仁著作言论，刊为上课讲义，……在文化和政治上趋新或守旧的冲突，以及其言论和著作的影响力，应有值得深掘的问题存在。
（一）研究现状
就目前而言，宋育仁学术思想及其生平研究，可以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国内的一部分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对宋育仁的研究，日渐繁荣。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研究宋育仁的科研机构有中国社科院、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教育学院、四川理工学院、宜宾学院、四川省图书馆等一大批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另外还有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东吴大学等一批海外研究机构，也在积极从事宋育仁思想及其学术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在自贡本地，主要是一些民间机构或个人涉足其中，如四川日报原副刊部主任伍松乔、自贡日报社蒋周德、富顺县刘海声，以及四川理工学院黄宗凯、刘菊素等。
（二）现实意义
宋育仁是我国近代“谈新政”最早的维新改革思想家，因社会各界对宋育仁研究不够深入，对宋育仁的关注度不够，致使今日，他成了“被历史遗忘的人”，这不能不是一大遗憾。
人杰才能地灵。宋育仁是我们自贡市沿滩区仙市镇人大岩村二组（倒石桥），沿滩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就需要依托历史名人厚重的文化底蕴。自贡已经有全国闻名的吴玉章故居和江姐故里，但都不在沿滩区仙市镇，我们仙市镇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历史名人文化，宋育仁恰恰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契机。
宋育仁是清末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之一。他1891年写成《时务论》，1894年以公使参赞身份出使英法意比，创办了四川首家报刊《渝报》及《蜀学报》，在重庆创办了30余家近代企业，是四川近代工业创始人，担任过尊经书院（四川大学前身之一）山长（院长）。宋育仁著述丰富，现存著作200余万字，涉及经学、文字学、诗词、政治、经济、教育、史学、音律等等。
仙市，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因盐业文化而名。但是，基于盐运文化的古镇不具唯一性，而历史名人文化却具有唯一性。所以，在仙市现有的盐文化中嵌入宋育仁历史名人文化，可以丰富、拓展和增厚仙市这一国家历史文化名镇的文化底蕴，在增加仙市旅游景点的同时，打造一张地方历史名人名片。宋育仁故居的打造和宋育仁陈列室建设，将有助于自贡市沿滩区仙市镇在全国知名度的提升和旅游文化的发展。
目前，始建于康熙36年的宋育仁故居倒石桥，川南民居风格，三重两进砖木结构，地处杨柳溪边，依山傍水，与余家村三组隔河相望，环境优美，基本建筑格局依然存在，且尚有400㎡左右的古建筑保存，是十分难得的文化旅游资源，切望刘书记、各部委领导予以重视，促进沿滩区经济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