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足常乐的抗战老兵

——记谢少华

                    文/余仕清

2015年6月5日，我和李焕军等四名荣县作协会员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到了谢少华家。他是雷音乡新屋坝村17组的村民，和三儿子住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所建的土墙房子。按他儿子的说法“住起冬暖夏凉，挺舒服。”

谢少华生于1925年5月18日，现年90岁。他虽然只读了两年私塾，也能看书阅报。

在家中，他排行老三，其父非常器重他，不愿他去国民党军队当兵。1943年，他才18岁，为躲避当壮丁，其父和他一起去了宜宾白马（现柳佳镇）帮人（就因那家主人挺有势力，说可保他不被抓壮丁。）

那年4月的一天，主人正好不在家，抓壮丁的来到了这里，非要抓他去当兵，谢再三反抗也无济于事。那些人把他捆绑着，从宜昌送到了武汉，到了军营才松了绑，他的双手被捆肿了。他在那家帮工时，担心草鞋磨损，将鞋挂在了墙上，当时打着光脚板。其父将草鞋递给他，确被抓壮丁的发现了，其父被暴打在地。

到武汉后，他进入国民党18军新五师工兵营，负责修桥、补路，架线。他当兵后，正值抗日战争。在与日本鬼子的战斗中，他经历了五次遭遇战，都是面对面的。我们问他：“有多少日军？日军伤亡多少？”他笑着说道：“究竟遇到有多少日军，他不清楚，只是拚命地打。日军伤亡多少，更是不知了。”

说起那五次战斗，他记忆犹新的说：“五次战斗，多是短暂的，半天或一天一夜。最凶的一次是在衡阳，与敌人战斗了一天一夜。敌人用的是机枪扫射，子弹打在了他的身上，棉絮都弹到了很远的地方，头上的帽子也被弹飞。好在他的身上完好无损，皮肤都没伤半点，只是振坏了耳膜，至今听力也很差。”

他是班长，那个班被授予了“模范班”称号。这模范班，也是来之不易。他很兴奋地对我们说：“他们抢修水库，同时解决分洪。经三昼夜的苦战，大家已是精疲力竭，可还差点才能完成工。长官提出留一个班来完成，可没有人自告奋勇。他看着他的战士，个个年轻力壮。他问战士们：“愿不愿意再苦干一天一夜？”战士们齐声回答：“愿意！”就这样，他那个班奋战了昼夜，就全面完成了任务，上级授予了“模范班”称号。

说起抗日战争中，他获得的功绩，他给我们介绍说：“在五次战斗中，用的都是那支捷克式步枪，是美国产的，一次性装五发，只能一发一发的打。部队记了四次功，其中一个二等功，三个三等功。”他遗憾地说：“那些证书、奖章丢失了。唯有那件获了奖的衬衫，在几年前送给了女婿。那件衬衫，前后印有四个大字，可惜的是已记不得了。”

说起抗日战争，他悲痛地向我们说：“18军与日本人在一个城池绝战，当时有三个军，后来调走了两个军，只留他们一个军。那知敌众我寡，军长王家本被日军连捅了77刀，死得惨不忍睹。”

王家本死后，他们军由方庆接替军长，改为了79军。抗日战争结束后，听说还要打共产党，他就逃跑回到了宜宾三合。那知，1949年8月初四，国民党又到宜宾三合镇接兵，又把他拉了回去。

回到部队，他才知道又是原来的79军。79军军长方庆是刘伯承的同学，刘伯承写信给他，叫他投奔共产党，可他不敢。

他忆着国民党军队的生活，常常是吃不饱，穿不暖。国防部规定，每人每天一斤半粮食，可他们每人每天只能吃两餐一斤，另半斤粮不知到那里去了。无论寒冬腊月，还是刮风下雪，他们都是穿草鞋。1948年，天上下着大雪，有鸡蛋大的雪，他们一起的战士就冷死了23个。他的脚也冻僵了，穿的草鞋何时掉了，也不晓得，回到军营才知。

他自豪的对我们说：“在国民党军队，我从没打过共产党。”

1949年2月15日，共产党军队打入他们部队的城内，把方庆军长抓走。他随之就跑到了共产党的军队，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湖北军区司令部当上了通讯员。到了人民解放军，他很高兴，才三天就得到首长表杨，还提拨为班长，管12名战士。

1954年，他在部队因病住院三个月。那年部队首长问：“可否愿意回家？”他想，自己有病，就报了名。不久就批准了，他们班退伍6人。退伍不久，有名战士给他写信说：“班上有3个战士提成了排长。”说到这里，他说：“若留下，或许也会当排长，因退伍时已是排长。”可他不遗憾，用他的话说：“我的命是拾来的，能活到今天就很幸运了。”

他29岁，才与当地一个姑娘结了婚。婚后很幸福，生有三子三女。他在农村，当过民兵排长、连长。就是“文化大革命”，不要说批斗挨整，就是问也没人问，他深感幸运。1985年老伴去世，儿女对他挺好，儿子与他住在一起，晚年有靠，过得很舒心。党和政府很关心他，他说：“从每月20元的补助，到现在的809元，在农村生活他很知足了。”